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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不少看过《小鞋子》(Children of Heaven)的观众,都会对片中的小男孩拿著他妹妹的运动鞋到市集修补、继而遗失了该双小鞋子、却因家贫而没有钱买回新鞋、小男便想出了以跑步比赛跑第四来替妹妹赢回鞋子妙法……的剧情记忆犹新。事实上,大部份伊朗电影都喜以贫穷者/家庭作为故事的主人翁,许多伊朗儿童片的小孩子便如《小当家》(The Little Man)的小男孩般帮助父母做家务、甚至干著成年人的粗活以帮补家计。当然不是说伊朗片没有拍摄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的作品,好像《小鞋子》和《大写特写》(Close-Up)都有一些拍摄有钱人家庭环境的场面,而《踏破波鞋无觅处》(The Girl in the Sneakers)女主角本身更是出身自中产家庭;祗不过在比例上来看,描绘上流、中产阶层的影片和场面,始终比低下阶层的影片和场面少得多- 这是由於伊朗是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穷人的人口更占大多数。然而,贫穷似乎没有阻碍低下阶层对电影的热爱,例如当《春风吹又生》(And Life Goes On……)里的灾民见到伊朗电影大师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Abbas Kiarostami)时,便人人说看过他的电影,因此,我猜想伊朗的电影工作者拍摄那么多庶民、穷家电影,是基於该些电影的题材较为贴近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容易惹起他们共鸣。
举个例,伊朗便有很多电影善於捕捉著小人物不怕苦的坚毅精神,例如《风中细路》(Willow and Wind)里的小男孩般,他打烂了学校课室的玻璃後,影片中、後段便拍摄著他如何冒著生命危险,在狂风暴雨中攀过泥泞山路,独自护送著一块刚从远方回来的玻璃回学校,充份使观众强烈感受到每个画面的一步一惊心。要知伊朗本身便是个多山的国家,居於山上的伊朗人偏偏大都是穷等人家,故此,特别多伊朗片会以伊朗的山区、山路取景,并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然而这些山区电影又多反映著人物不畏艰辛精神及纯朴友善、绝不狡猾的待人态度-例子有《踏破铁鞋无觅处》(Where is My Friend's Home)的小男孩阿默,他拿了同学拉扎的练习簿而又不知其住址、电话,竟一片苦心地在山区兜兜转转的寻觅同学的住处,好让自己能把练习簿送回同学……这样的情节对於生活在香港的人而言,简直是匪夷所思,但既然编剧能够写得出如此情节,它们必有可能在当地的社会中发生,否则难以会惹起当地观众共鸣。
伊朗的电影圈大都跟电影主角不谋而合,均不见得怎么富有,因此当地的电影人绝少有机会拍摄到一些高成本制作的动作片、歌舞片或其他片种;当然,这样的情况也是由於伊朗政府本身的电检制度所致,当地的「电检」是对暴力、色情、情欲等镜头如同毒品般一样打击、禁制,甚至对影片中所含有的打架、热吻场面也严加规管或绝不容许(注二),因此,即使伊朗片近年在国际影展中屡获殊荣,又得到法国等欧洲片商金钱上的大量投资;可是,伊朗片还是要紧守岗位,只容许儿童片、女性电影和一些充满人生哲理的电影。为什么伊朗的电检部门会把其审查尺度订得那么保守?是与伊朗保守的宗教有关吗?
宗教与伊朗电影中的女性
伊朗是一个伊斯兰教国家,当地女性上街时都用衣布来蒙头、蔽体,然而全国所有学校都是男、女学生要分开上课,这样,男女有别的国民集体思想日积月累,甚至伸延到交通工具去- 伊朗妇孺坐公共汽车时,是必须与男性分开坐的,例如丈夫祗准坐在车头,而妻子却只准坐车尾!换言之,伊斯兰教的规矩令女性成为全国为数甚多的受害者;不过,可能当地女性都习以为常,加上伊朗电检当局又把女性主义的戏视作敏感题材(例如《七女性》(The Circle)便遭禁映),所以伊朗片多年来没有太多刻意为女性受歧视而拍的所谓「女性电影」,但伊朗女性在生活上的不平等待遇,其实暗地里显现於每一部伊朗电影中。任何一部伊朗片总会提到妈妈在家做家务、爸爸在外面上班等充满「男主外、女主内」意识的情景,亦有可能出现妈妈在夫儿面前罗罗唆唆/责骂来发泄心头不满以重拾女性尊严的场面。当然,近年伊朗社会在男女平等方面取得一些突破性发展(例如最近出现了一位在国际象棋比赛凯旋而归的伊朗女学生);电影方面则出现了《苹果姊妹》(The Apple)、《踏破波鞋无觅处》等女性电影。以後者而言,片中少女主角跟一个与自己年龄相若的少男拍拖而被她家长和当地的警方阻止,於是少女便决定离家出走,在路上不断致电给她的心上人……可见这是一部从女性规范走向女性独立的影片;可惜的是,伊朗女性电影始终还未能够令女性真正独立起来,是因为电影工作者在创作时仍然要处身在电检制度的阴影下,而电检的制订偏偏全是取决於当地的父权意识、保守的道德标准(例如不允许人们在公众地方拥吻),所以观众见到的伊朗「女性电影」,多以反面教材及隐喻、含蓄等表达手法,以揭示试图逾越规范的女性在社会中的无奈、不幸(相反地,祗要女性遵守规矩、打理好家头细务便会得到「幸福」),好像《踏》片般,它以一个离家出走的少女来隐喻女性奔向独立自主之途,又以在途中联络不到她所爱的男孩(被该男孩的父母阻挠),藉以隐喻女性渴望独立、自由的生活权利,必然得不到好收场,却不会像《七女性》一片的导演般明目张胆地把女性不幸,描绘成政府当局、传统观念、社会这个大监狱的错,因为这会难逃禁映的命运。
宗教与伊朗电影中的儿童
伊朗儿童在学校早会中例必要念诵真神的伟大,而伊朗电影亦普遍如这校规传统般,受著宗教影响,若然宗教是导人向善和令人们在精神上更能够晓得体会、思考人生的存在意义,伊朗片便是多以教化世人(特别是新一代的儿童)、歌颂人性的真善美及具备哲学性(例如关於存在主义)拍摄题材作为当地影坛的主流;故此,伊朗出现这么多儿童片,甚至连伊朗电影大师Kiarostami也是出身在The Institute for the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and Young Adults这个类似香港的突破机构(它是年度出产不少儿童、青少年电影的「儿童及青少年教育智才发展机构」)。总括而言,我认为伊朗儿童片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为纯粹教育儿童做个好人的电影(顺带令可能变质了的成年人「温故知新」),例如以正反两面教材教导儿童(甚至成年人)遵守秩序的《秩序与混乱》,或是教导儿童要凡事互相体谅、相亲相爱的《一个问题两个答案》,而《白汽球》(White Balloon)的小女孩不断要想办法从坑渠中拾回妈妈给她的买金鱼钱,则教导儿童学会爱惜金钱、「不浪费」的美德(却不像港产片或荷李活片的主角般视钱如命不择手段),至於《小孩子走天涯》(The Colour of Paradise)更歌颂了残疾儿童对生命的热爱及宣扬著伤健一家亲的平等精神……总言之这些电影都能够促使伊朗变成一个人人得以和谐共处、懂得乐天知命的社会,当我看到《樱桃的滋味》(The Taste of Cherries)中的男主角任意让一些陌生人走进自己座驾的车厢里,并且跟他们聊天,或许多伊朗电影中巴士乘客肯让座给伤残老弱人士、又肯主动安慰身边不开心的陌生乘客,便可以看得出伊朗电影人多年来以电影作为「教育」的工具,真的能够对社会作出贡献,看来伊朗影坛缺少了犯罪片是自有他们的道歉。
笔者所指的第二类儿童片,则是一些以纪录片形式出现或以真实儿童个案作为拍摄题材的儿童片,这类儿童片比纯粹由创作人或政府的单一角度来教育、歌颂儿童的影片,更能够全面地听到儿童接受教育、师长施予教育时的个人心声,例如《初班生》(First Class)便以访问的形式访问了多位小学生对学校的看法及以纪录片形式拍摄著校园的实况,其中以一受同学欺负的学生担心打他的同学会受罚的个案,最能突显伊朗教育、社会的特质(抽取了宗教的养份,以教育人们宽恕、包容为本);而《家家家课》(Homework)则花了全片的篇幅来访问多位学生、师长对功课的看法,得出了某位老师对伊朗教育重背诵而忽视鼓励学生发挥创意的结论;事实上,由於伊朗人很重视宗教、父权、制度等东西及其所引伸出来的社会、教育规范,故此伊朗片中的小孩既会因为遵从这些规范而成为好人,却又要同时承受著这些规范所带来的压力,例如《踏破波鞋无觅处》的某位老人家便说该用体罚、「打者爱也」的方式来教导孩子。
伪善、狡猾的伊朗电影人物
在伊朗电影初登陆香港时,有很多人(包括我)都因为看了《白汽球》和《小鞋子》而误以为伊朗是一个很纯真的社会,直到笔者看了《谁能带我回家》(Mirror)後,方才醒觉到伊朗电影中许多「纯真」的人物有可能是幕後创作人刻意炮制出来的,他们居然不惜一切地把一个本来更纯真的女孩玩弄於股掌。我看了《家家家课》後,便会对片中多个小孩说自己喜欢做家课多於看卡通的回应感到质疑,这是该些小孩子的真心话吗?还是他们为了避免拍摄後遭受师长责骂而讲出来的大话?此外,伊朗片中也有一些狡猾的人,例如《风再起时》(The Wind Will Carry Us)中的男主角便是一个意欲利用别人的哀伤来换取名利的狡猾之徒;祗不过在一个表面的比例上,伊朗片还是较多出现又纯又真的角色罢了。
要谈伊朗电影,其实有很多东西还可以说,例如我还未谈伊朗片中的哲学色彩,也未谈伊朗导演的风格,但碍於篇幅所限,唯有日後再谈。
最後,若要我最喜欢的一出伊朗片,我会答是基阿鲁斯的《春风吹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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