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息在云南腾越的英国植物猎人——乔治·福雷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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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植物结缘
1873年3月13日，乔治·福雷斯特（George Forrest，1873—1932）生于英国福尔柯克。他自幼聪明好动，住在基尔马诺克时，就常常喜欢到自己家附近的苏格兰乡村去闲逛，为野外自由自在的美景所陶醉。16岁从基尔马诺克学院毕业后，他跟随一位化学药剂师工作。其间，他掌握了一些药物知识，了解了许多植物的药用价值，也学会了做一些简单的手术；同时，作为培训的一部分，他还学会了如何干燥、分类和制作植物标，这在后来他的植物采集活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如果不是继承了一小笔遗产，福雷斯特可能还会安于这份清闲自在的工作，以此来养活自己，但年青人对外界的天然好奇心，以及他从小就有的探索大自然的渴望，使得他在18岁的时候，也就是1891年，背上了行囊，随着淘金的人流，踏上了去澳大利亚的行程。凭着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决心，以及不知疲倦的精神，这位少年在艰苦的环境中不断地发奋图强。据说，他的确在那里发了一笔小财，而且逐渐练出了一股超强的生存能力。他在澳大利亚的一个牧羊场呆了一段时间后，又跑到南非闯荡，1902年才回到英国。

福雷斯特很快在爱丁堡皇家植物园为自己谋到一份职务。由于只有植物标本室里有一个空缺差事，他只好先把好动的自己圈在标本室的办公桌前。但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尽管他努力学习开花的植物知识，固有的怪癖却一再地在工作中显露出来。他工作的时候从不坐在椅子上，并且住在郊外，每天步行20千米上下班。一到周末，他尤其喜欢在山里散步、钓鱼或打猎。

快到30岁的时候，身体结实的福雷斯特一身灯笼裤打扮。在熟人的印象中，他对蠢人没有耐心，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和将要做什么，而且自信能做到。虽然他看上去矜持、寡言，只有在朋友面前才比较放松，实际上他是个幽默的人，熟谙许多有趣的轶事。所有这些，都为他日后成为一个成功的植物猎人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麦克威尔植物园的雇员
19和20世纪，从东方尤其是中国引进植物成了获利颇丰的事业。精明的商人亚瑟·基尔平·布利（1861—1942）一直苦心经营着麦克威尔植物园，他也想为自己的植物园引进一些收藏品，于是决定靠自己的财力雇佣植物猎人，1903年，他委托巴尔弗推荐一位植物猎人到中国采集植物。在巴尔弗的心目中，首当其冲的恰当人选，就是福雷斯特。

据说福雷斯特和巴尔弗的结识充满了戏剧性。说有一天，福雷斯特在格拉得豪斯水闸钓鱼，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他在躲雨时突然发现一座古墓边上露出了一具石棺的一角，里面是一具死人的骨骸。这个发现令他着迷，好奇心驱使他来到了位于爱丁堡皇后街的古文物博物馆，并和里面的工作人员成了朋友，从而使他有机会认识巴尔弗。

1904年5月，福雷斯特到中国的准备工作宣告完成，随即在中国西北部（包括西藏东部和云南西北部）探险。在福雷斯特的植物之旅中，先后为不同的人工作，但他始终与巴尔弗保持着联系，并在采集过程中，给巴尔弗寄回大量的植物标本。巴尔弗教授注定是福雷斯特生命史上的点拨者和受益者。

3个月后，福雷斯特到达云南的腾越。当时驻云南的英国领事是乔治·立顿，一位个性相当活跃的人，后来帮了福雷斯特大忙。

澜沧江、扬子江和怒江这三条大江决定了这一区域的地形，它们全部发源于西藏中部的高山地带，几乎平行流过这个地区，最后分道扬镳，流向3个各自相隔数千千米的海洋。对植物猎人来说，这是一个富饶地区，因为这些河流及其支流冲刷出来的深谷沟壑和高高的山嘴有着各自独立的生态环境，并且都形成了特有的植物群落。另外，该地区的地形地貌也决定了这里有着种类繁多的植物：山谷坡地上覆盖着茂密的灌木丛，高原草地上长着种类丰富的草本植物，还有沙伟里—怒江分水岭高耸的石灰岩山脊上茂盛的杜鹃花等。对园艺学家来说，最后的这个现象可能有点特殊，但事实上，跟碱性土壤不同，石灰岩里的“石灰”其实是被锁在岩石里，它对杜鹃植物并不构成威胁。福雷斯特是记录这一奇特现象的第一人，他的言论直到许多年以后才逐渐被人们所接受。

福雷斯特有很强的自律能力和组织能力，这是他探险活动成功的关键。虽然他的主要角色是植物猎人，但在很多方面，他更像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博物学家。和约瑟夫·胡克爵士一样，他也搜集哺乳动物、昆虫、鸟类标本和地质样本。

他从腾越出发，1904年8月到达大里杙（现在的大理）。大里杙是当时云南最大的城市，也是福雷斯特在北部和西部山区探险的主要根据地。由于当时已近寒冬，第一年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适应气候、了解当地人的生活、该地区的植物群落。他对当地人非常尊敬和友好，中文也学得不错，还利用药理学的知识给当地人治病，自费给成千上万的云南人接种天花疫苗。由他训练出来的中国植物采集人员很欣赏他的刻苦精神，成了他的忠实朋友。

滇藏边区历险
1905年的夏天，福雷斯特开始了他第一次真正的植物采集探险。但他绝对没有想到，自己一脚踏进的是一片危险的蛮荒之地。


云南山茶（1924年引进英国，该植物分布于中国云南西部，生长于海拔2000米的松树林和灌木林中。在中国，寺庙周围尤其常见。）

在自然环境上，这里地势险峻，山谷的路有半年是被冰雪封闭的；悬崖边上崎岖的山路令人站立不稳；河流无法通航，唯一过河办法就是走过那些几乎快要散架的竹桥。更槽糕的是，当时整个地区正处于由政治纷争引发的战乱之中。喇嘛们统治着很多贫穷但又迷信的当地部落，由于多次教门冲突，仇外心理普遍存在。扬哈斯本上校率领的英国军队入侵西藏圣城拉萨，中国政府试图控制战略重镇巴塘，喇嘛乘机反攻。首先，巴塘的喇嘛杀了清政府的一个高级官员及全部随从，接着又处死了在镇上的全部法国传教士和中国教徒，铲平了传道区内所有的建筑。叛乱迅速蔓延到西藏边境城市安多，清政府派来的镇压军队遭到当地人的围攻。

这一切，福雷斯特毫不知情，他还在距离安多只有3天行程的山里平静地采集植物。他居住在一个叫菁口的小山村的法国天主教传道区内，村子在澜沧江右岸，海拔1500米。传道区里，同时还住着负责人都伯那神父和另一位老神父，以及当地一些皈依天主教的教徒。

有关喇嘛起事的消息很快在村子里传播开去，菁口的村民处在一片混乱和恐惧之中。虽然传道区是得到政府公认的，但是所有的人很快意识到喇嘛对它的反感。7月19日，可怕的消息终于降临—安多的政府军队被打败了，一批主战的喇嘛正朝着传道区赶来。因为缺乏足够的自卫能力，福雷斯特他们只好马上撤离，转移到离他们最近的安全的村庄—南边50千米的耶撤。

福雷斯特和他的助手、两位神父和大约60位教徒借着月光在小路上奔走，他们中有男人、女人和小孩。可一出发就遇到了麻烦。由于他们所走的路很靠近巴塘的喇嘛庙，正当他们蹑手蹑脚地从旁边经过的时候，有人不小心发出了响声，山谷中立刻回荡起一声尖叫—这无疑是庙里的喇嘛发现了他们的存在，这些天主教徒吓得大气不敢出，稍停了一下，见喇嘛们并没有冲出来找他们，于是继续悄悄前行。第二天早上，一个村民告诉他们，前一晚上，喇嘛们已经连夜跑到他们前面，正在设置路障拦截他们。逃生的希望破灭了，他们拖着绝望的步伐盲目地向前走着。

中午时分，他们来到一块高地，看到传道区的上空升起了滚滚浓烟。两位神父神情恐惧地看着自己的家被付之一炬，心里充满着绝望。陷入绝望之中的众人在山谷里的一条小溪旁停下休息，吃着干粮。福雷斯特见状，心急如焚，他知道，如果不想办法突围出去，只有眼睁睁地看着大限来临。看着毫无信心的两位神父，他恼怒异常。他平静了一下自己，觉得有必要做些积极的事让大家振作起来自救。于是，他离开人群，爬到附近的山坡上了解周围的情况。可是，他刚一到达山顶，就看到一群全副武装的人沿着他们下山的路朝着人群直逼过来。他大声呼叫，听到他的警示，惊慌失措的人群立刻四下逃窜，但为时已晚；喇嘛们已经把他们包围了。其中的一个神父邦德诺克，朝着山谷南边的森林跑去，福雷斯特大叫，让他改变方向，可他没听，跑了不足200米，就被毒箭射中身亡。

福雷斯特自己的处境也非常危险：这个山谷长6千米，宽2千米。西边被一座高大的山脉挡住，东边是川流不息的澜沧江，北边是覆盖着茂密森林的山脊，而南边则聚集着一大批喇嘛及其随从。衡量之后，福雷斯特决定从东边逃跑，便沿着悬崖上用树枝和湿滑的圆木垫起来的小径直冲下去，朝着大河的方向没命地奔跑着。在一个急转弯处，他突然碰上了一伙装备精良的藏人。他们之前已经驻扎在那里，封锁了那条小路。他们在离福雷斯特估计100米处看见了他，就开始追。福雷斯特犹豫了一下，他身上带着一把温彻斯特连发枪，12发子弹，另外还有一把左轮手枪和两个子弹带，其实他完全可以和他们对抗并打败他们，但他担心自己无法在后面的人追上来之前冲出去，于是马上转身，拼命地往回跑，一过转弯处就迅速离开原路，以防他们循着脚印追上来。慌不择路之际，福雷斯特跌进丛林里，从斜坡上滚了下来，滚了大概60米才停下来，衣服被撕得稀巴烂，全身严重擦伤。但他很快就躲到了一块大石头后面，准备一旦对方追上来，便和他们拼命。

幸运的是，喇嘛没有发现他。福雷斯特躺在那里直待到天黑，企图从山谷的南端逃出去。他爬过岩石和茂密的森林，来到海拔900米的山上，却发现远远的有一群喇嘛带着猎犬站在篝火旁，正挡住了他的去路。天快要亮了，他只能沮丧地返回藏身处。接下来的8天8夜是极端难熬的：白天，他藏在隐秘的地方躲避那些不懈的追捕者，晚上则尝试去突破南部的封锁线。在这期间，他只能靠着在地上捡到一点点小麦和干豆子维生。为了隐匿自己的踪迹，他把靴子埋到河床里，以免留下清晰的脚印。有一次，他为了躲过跟他近在咫尺的喇嘛，在齐腰的河水中逆流而上，走了差不多2000米；另一次，突然有几个人发现了他并朝他射箭，还好那两支箭只射中了他的帽子；还有一回，他的藏身之所被派来找他的一个藏族妇女发现了。最危险的一次是他晚上在山上不停攀爬时，因为实在是筋疲力尽了，就躲在河床上的一块大圆木下睡着了。猛地，他被一阵噪音惊醒，原来是30多个一身戎装的喇嘛从他上面几米的地方过河。他没有开枪，因为他知道一旦开枪，就等于捅了马蜂窝，他唯一的机会就是保持不动。

到了第9天的早上，他又累又饿，命在旦夕，他开始产生幻觉。稍微清醒时他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已经无法支撑太久，必须背水一战。在前几次突围的时候，他看到过山谷中央有一些小木屋，属于当地叫里索（现称里苏）的部落，他准备把它们当作抢夺食物的目标。

令他始料不及的是，那天晚上，当这个遍体鳞伤、脏兮兮的植物猎人拖着肿胀的双脚，小心翼翼地往村里走去的时候，村民们非常友好地接待了他，他的枪并没有派上用场。但是他们也仅有一点粗麦做的食物而已。福雷斯特实在是太饿了，狼吞虎咽地几口就把它们吃光了。由于太久没有进食，刚一吃完胃就发炎，一连痛了好几个月。

虽然安排他逃跑风险极大，村长还是答应帮助他。在村子里休息4天后，村长把他带到邻近一个安全的村庄。

逃出村子的经历和他之前的逃亡一样难忘，福雷斯特在回忆录中写到：“这些痛苦是我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逃亡的计划很简单—先爬上西侧的山脉，然后从南边跑出危险地区。当时正值雨季，他和向导还没有爬多远就全身湿透了。对于一位狂热的植物猎人来说，使他感到悲哀的是，自己“爬过一座满山遍野覆盖着报春花、龙胆草、虎耳草、百合花的‘阿尔卑斯山’—这些无名的山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植物学家的天堂”，但他却无心采集。


虎耳草


龙胆草

经过一个个竹林和杜鹃花林以后，他们最终到了海拔5500米的雪线。但是，对身心疲惫的福雷斯特来说，情况并没有好转：晚上，他们没有被子盖，除了几口烤大麦外，没有其它可吃的东西。雨夹着雪倾盆而下，想要点火都不可能。到山的最高点后，他们继续往南走，一直走了6天，穿过冰川、雪地和割脚的、参差不齐的石灰岩地带，他的脚都给划烂了。

福雷斯特走过这段折磨人的路后，才算成功地躲过那些喇嘛，但是当他们走过更加锋利的石路，到达仍有人耕种的海拔2700的高原之后，“痛苦到达了顶点”：他踩到了一个刻意放置的尖竹片（当地村民把这些经过火烧变硬的、削尖了的竹片埋在农田周围，防备掠夺者）。那个竹片足有3厘米宽，直接从他的脚底穿过去，在脚背上戳出5厘米长的伤口，令他痛不欲生。这个伤口几个月后才愈合。

尽管情况很糟，他还是挣扎着来到耶撤，中途没有再发生意外。他处理了伤口，吃了一顿丰盛的大餐，稍事休息就继续赶往谢围慈小镇。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他采用福琼的方法，把自己装扮成藏人。在谢围慈，他跟着一支200人的清政府军队，8月底回到大里杙。

在这段噩梦般的逃亡的时间里，他曾被作为失踪人员上报，人们认为他已经死了，但英国外交部尽可能地向国内封锁消息，希望他有可能还活着：所以，他的家人知道他失踪已经是一个星期后的事了。

这次遇险，福雷斯特失去了几乎整个季节的工作成果：2000多种珍奇植物，80种植物的种子和100多张照片底片。损失是巨大的，可以肯定，其中有新品种。他在此前零散地寄回家的一些标本中就有大概12种是新种类。

探险怒江
稍微怯懦的人在这样的经历后可能会一蹶不振，但福雷斯特是个不屈不挠的人。休息了几天后，他又开始弥补损失的旅行。他和朋友乔治·立顿一起到了腾越。1905年10月11日，他们带着一群搬运工向怒江的高山地带进发。狭窄的小路位于深渊和悬崖边上，崎岖不平而且容易打滑，有很多杂草和杂树（包括一种月桂那么大的带刺的荨麻）挡在路上。在他的文章中，他曾开玩笑地说：“有些地方我们必须拉着垂下来的树枝爬过大石头，或者攀着石头的缝隙爬过悬崖峭壁，这些都不该是一个欧洲人做的事，而更像是里索人、猴子或者其它天生善于攀爬的动物们做的事。”

在这里，几乎没有发现动物或鸟类储存食物的痕迹，因为这个与世隔绝的山谷有一种近似于热带气候的微气候，昆虫相当的活跃，时不时地骚扰着过路的人，福雷斯特在他的回忆录中调侃道：

长着长腿的笨拙的小动物不小心就一头栽进汤里去；偌大的毛毛虫，长着长长的华丽好看但有毒的茸毛，用一种留宿客人的理直气壮的神态看着你，然后爬进你的毯子里；瓢虫和其它甲虫从树上掉到脖子上，还经常有一些不速之客会钻到内衣里去；帐篷里的灯光吸引了大量昆虫，有爬行的、嗡嗡叫的、飞的，蠕动和会蛰人的；双目昆虫刺耳的叫声使得白天竟那么让人讨厌；附近如果有里索苦力，还会招来一些陌生的虫子，其中跳蚤算是对我们最友好的了。

但是，这里的美景给人带来的享受还是大大地超越了所有的不适，那莽山大川的磅礴气势，那竞天万物的繁盛，让福雷斯特觉得，即使用再多几次亡命的经历来换取眼前的这种美景，也是值得的。像他这样天生热爱大自然的流浪游子来到这里，就算是到了天堂般的境地了。

下面是他对怒江流域饱含深情的叙述：

秋雨过后，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冬天的气息，任何人都会对眼前的美景驻足兴叹，永生难忘。嶙峋的怪石，丰富的植物种群，山顶和溪石之间的光影不停变动，万丈深渊中溪流的哗哗流淌，这一切构成了变幻无穷的山谷全景图。早晨，阳光从湄公河分水岭上透过，一片绿光洒到小溪上，变成银白色的一片煞是好看；松树在山脊上排成一行，就像是日本工笔画家笔下画出来的一样；晚上，湄公河两岸所有的坡面都覆上了一层红色和橙色的光，公然挑战我们的照相机—但是，在这样的美景面前，就算是照相机也有心无力。

因为在出发前就已经有人警告过他们，当地居民非常野蛮好斗，而且他们也看到过部落间打仗留下来的痕迹，所以他们尽量避免和当地人有正面冲突。这次探险有两次离奇的经历让福雷斯特莫名了好久，一次是当他们走在一个小村子附近时，看见一位手里拿着纸的人煞有介事地带着一群“战士”站在村头，口口声声说：上天指示他必须杀一个人，而他认为邻近部落的首领是最适合的人选。不过，他想听听这些外国人的意见。虽然福雷斯特惊愕了半晌，但最终还是镇静下来，“强烈建议他回家种田去”，这群人听了，还真的取消了就要开始的械斗，顺从地回到自己的村子。另一次是，他们无意中卷入一场争夺索桥的所有权的争论，桥两边的人都声称桥是自己的。当对岸的首领射出毒箭时，他明白自己必须立即表示意见。于是，他们朝着对岸首领站的悬崖边开了一枪，立刻石头碎末四下飞溅，吓得那些人四处逃窜，纷争才得以平息。

不过这次探险，回到腾越，却发生了不幸—立顿得了疟疾，由于身体虚弱，救治无力，最后于1906年1月9日死于黑尿热。

3月，笼罩在失去朋友的低落情绪中的福雷斯特再次出发去探索丽江山脉。他带着训练有素的采集员，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很快走遍了“巨大的花园”，收获颇丰。但他也被潜伏在身体的疟疾击倒了，不得不返回大里杙治病。医生劝他回英国，但他置之不理，生怕错过一次宝贵的采集季节，好几个星期后，他才恢复健康，其间他安排人马继续进行植物收集工作。

福雷斯特的坚持不懈终于有了回报。1906年，他乘船返回英国，带着收集到的大量种子、树根和植物，包括著名的将军百合、大树杜鹃、橘红灯台报春和高穗报春等。


华丽龙胆（1910年引进英国，该植物分布于中国西南地区海拔2600—5500米高的岩石山坡和草场上。）


橘红灯台报春（1906年引入英国，该植物原产中国云南西北部和四川南部地区，生长于海拔2500—3300米的山区沼泽草地和溪流旁）


似血杜鹃（1911年引入英国，该植物产自云南西部地区，生长在海拔3400—400米高的高山草地和灌木丛中）

在接下来的26年里，福雷斯特6次到云南探险，但都没有第一次那么惊心动魄。1912年，他第三次到腾越时，中国正在发生民主革命，整个国家都处在战乱之中，福雷斯特被迫撤出中国国境，退到缅甸境内，但他没有停止工作，仍聘请当地人采集所需的植物标本。

几个月后武装革命平息，他又回到云南境内，重新开始他在大理和丽江山脉的采集工作。这段时期内，他发现了众多的新植物，包括凹凸尖杜鹃。

1913年8月，他又回到大里杙，不巧的是，就在他到达的那一天，当地的3000多军人发动兵变，在阅兵式上杀了他们的长官，并占领了整座城市，之后是大搜捕。福雷斯特和他的朋友韩那神父也被抓去，给当地军队做了3个星期的医疗助手。省城云南府的正规军逐渐对大里杙发动猛攻，经过持久的殊死战斗，大里杙被夺回，福雷斯特和韩那才恢复了自由。

福雷斯特1917—1919年的第四次行程和接下来的几次（1921—1922、1924—1925和1930—1932），都是由英国杜鹃协会赞助的。第四次，他大获成功，收集了近300个新品种的标本，其中包括红色马樱杜鹃。在这个基础上，巴尔弗重新修订杜鹃属植物的分类。在这些年里，每一次探险开始的时候，他都宣布是最后一次。但1930年11月，他真的踏上“最后一次”前往中国的旅程。他打算重新走一遍所有以前到过的地方，并且希望能再收集到以前没能成功引入英国的品种。这是一次极为成功之行，他在最后一份家书欣喜地写到：

种子太多太多了，我几乎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每一样我都想要，但又太多了。我收集的报春花种（樱草）太多了，有些甚至有1—2千克的种子，绿绒蒿，豹子花，百合，还有百合的球根。如果全部处理并打好包，我估计有两驴车干净的种子，这意味着有400—500个品种—一驴车大概60—70千克。那样算下来就大概有140千克的种子……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那我就可以为过去这些年的努力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

对如此不平凡的工作来说，这样的结局应该是完美的。1932年3月5日，福雷斯特死于心脏病，葬在腾越的一个墓地里，与他的好朋友乔治·立顿为邻，永远地安息。对于一个把心永远地献予喜马拉雅山的人来说，这个地方是再合适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