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保守主义自然也带来了创造性焦虑的膨胀—一种力量的振奋。创作上的沉闷和政治上的绝望上升到沸点。在80年代末期， 三个要素把英国带到了这个沸点的边缘并顺理成章地引起了爆发：人头税暴动，俱乐部入口禁止药物的说明和The Stone Roses。
1990 年夏天，The Stone Roses的首张专辑在欧洲大陆取得了成功，他们也成为Spike岛音乐节的头牌。The Stone Roses带来了艺术性的音乐和对青年文化的政治暗示，给广大只知道撒切尔政策的英国年轻人注入了能量。他们在Spike岛的演出聚起了一帮人，而那时每个追随英国摇滚的人都能感觉到一种变化正在进行。
“Spike岛在被保守的政府封锁11年以后第一次代表了自由。”记者Jon Savage说。
但和很多一闪即逝的闪电一样，The Stone Roses代表了一个最终未能实现的梦想。五年的诉讼和成员间的不和让他们没能成为世界的统治者，他们不能在世人面前继续展示着他们的傲慢。乐队的解散给英国音乐的灵魂留下一个巨大、真空的洞。自然界憎恨真空。
当英国音乐界联合起来反对保守主义时，美国也在做同样的事情。1991年11月Nirvana发表了《Nevermind》在公众眼里其他所有的东西与之相比都是暗淡苍白的。在以前的一段时间里英国对Grunge是感到气愤或漠不关心的，就像他们对美国的态度一样。可这次英国文化再次被美国—它以前的殖民地给压倒了，英国摇滚也沉寂了很长时间。但到处都有一些宛若微火的希望：Suede的处女专辑震撼了一段时间；Radiohead出现了但也只是被看作“唱《Creep》的乐队”；Blur出了一张好专辑，但是他们埋没在The Stone Roses、Happy Mondays、 Inspiral Carpets等众多90年代乐队中，没有什么特别。
但在1994年4月，Kurt Cobain用一把枪结束了Grunge。与此同时，Oasis为少数吹毛求疵的评论家和追随Gallagher兄弟生活方式大于他们音乐的死硬歌迷们推出了新专辑《Definitely Maybe》。很快地，他们成了最不容忽视的新乐队，NME杂志也开始关注起他们。
像所有的循环一样，文化钟摆再次摇回大洋彼岸的英国。Oasis在电视上初次露面的同一个月里，Atlantic Bar（大西洋酒吧）在伦敦开业，并迅速地成为聚集嬉皮和年轻人的地方。在以后的一年半里，英国涌现出一小股艺术和流行文化。艺术家Damien Hirst创办了饱受争议的“COW”展览；电影《Trainspotting》〈猜火车〉及其电影原声震撼了大批人，并在彼岸的美国孕育出一批专门写低俗小说的作家；Verve出版了专辑《A Storm in Heaven》，“瘾君子摇滚”被保留了，并且变得很不可思议的酷；Pulp出版了《Different Class》，重新燃起战火。
聚光灯再次完全聚焦到英国，尤其是乐队的男孩身上。每天的英国小报上都能看到Gallagher兄弟中的一个在俱乐部跟当地人打架的照片（更多时候是这兄弟俩互相打）。宿醉之夜也成为报章头版的主要素材。青年文化给予我们的东西就像现在MAXIM杂志一样，“just boys being boys”。
但聚光灯下不会有太多空间，习惯于在封面上放上摇滚明星来使自己增光的英国媒体制造了争端。“Oasis vs Blur”的排行榜之争出现了，很不幸这是被操纵了的。采访者们让Gallagher放下他们的猥亵和大话，Blur的Damon Albarn（达蒙?阿尔巴恩）像一股热风一样吹散了所有的质疑。媒体没有把这部电影导演成充斥肮脏的东西，而是把它归咎为两只乐队之间代表阶级的不同，留给我们一个站在主旋律上的宝贝—Noel Gallagher，“我走在大楼的遗址上，这让我的灵魂得到了根本地净化”。当然事后多年，两位当事人在谈到这次争斗时都用了一个词：“愚蠢”。
英国摇滚中，每个乐队代表哪个阶级这件事是很重要的，英国人看重这个。
“很长时间以来，被排斥在主流以外的人就是大便。”Pulp的Jarvis Cocker说传统的英国阶级观念。但90年代见证了这种等级被颠倒，“现在大便都站在了舞台中央”。
Oasis 的专辑《What’s the Story Morning Glory》于1995年10月横空出世，这让乐队登上了影响力的顶峰。1996年8月，他们在伦敦北郊区的摇滚圣地—Knebworth公园领衔出演了英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免费户外演唱会。他们身上散发的魅力可以吸引所有人回头，在有人的地方。哪怕是政治家聚集的地方。
